第409章：“倭国”&“日本”（中）

　　

上回讲到此时空的明朝在全面進攻日本前，派间谍入日本列岛搜集情报，包括日本更名史也不放过。

在另一时空，一说起倭国日本，后世各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会对其有一种喜恨交加的感情，尤其是曾经自诩为“天朝上邦”的中国人更是如此？原因何在？答曰：“中日两国乃‘历史宿敌’，天生不能并存于世！”

一方面，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犯下罪行最多的一个邻国，自“甲午海战”开始，中国就在日本帝国的蹂躏下长达半个世纪，所以说，不管是在物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日本都对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苦难经历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也让中国人谈及“日本军国主义”而色变；

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人通过“明治维新”后，相对中国人来说，确实拥有较高文化素质、出色的经商才能。但日本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小国，却在世界上取得如此不凡的成就，又让中国人赞叹和羡慕不已！

喜恨之余，不少中国人不禁会问：“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其实，在异时空的“二战”后期，美、日交战后，为了了解对手进而彻底击败日本，美国政府着手组建了一批专家，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美国学者鲁思�6�1本尼迪克所撰写的一本书——《菊与刀》。

在书中，鲁思�6�1本尼迪克这么评价日本人：“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美其名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些评价说明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乃是各种极端思想的杂合体！日本人如此矛盾的性格，让外界人看来很难理解。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日本的历史及其国情，或许就不觉得日本民族性格为何会如此奇怪了。

日本人复杂的的性格，源于其生活环境，因为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而且自然灾害频发。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日本人，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强烈危机感，这种危机感贯穿日本的整个历史，促使日本人产生了自己必须侵略他国并获取他国物资来为我所用以求生存与延续的意识，符合“黑暗森林法则”原理。

早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并在日本国力稍盛的时候，便开始规划先吞并朝鲜，后进攻中国，再称霸世界的计策。当时，中国明朝的“宁波”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之地，是进攻目标。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国力远不及明初期强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会怕日本？试想一下，一个刚刚结束内部分裂的弹丸岛国，竟然转眼便策划着侵占泱泱大国，这是何等的野心？

虽说日本的那次远征朝鲜，被中国明朝打得一败涂地，但日本人在危机感下滋生的的侵略思维却一直没变。只要有机会、有实力，他们便会积极扩张，以图再取。到了近代，东亚地区由于日本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国力领先于中朝，结果造成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祸事。

日本人的性格还决定了其文化性质，因为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从战国至秦末，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民众就有数万众，尤其是“徐福渡海求仙”，而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使者”。

到了西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的小国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的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后来到了西元5世纪，日本皇室、贵族、甚至包括各地“大名”等大小封建领主，已能够较好地运用汉字书写了。不得不说，日文中“平假名”、“片假名”、“和化汉字”的出现，都是中国文化长期滋润所致。

“倭王”继体天皇7年（西元513年），建立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这就是古代日本开始盗版中国文化的开始，而真正大规模盗版传统中华文化，则始于唐朝。

到“倭王”圣德太子时代（西元593年——西元621年），“倭国”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隋唐两朝的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

自西元630年到西元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就有许多留学生、求法僧和美艳女子。前二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后者试图勾引中国男人中身材高大者为其配种。

当时，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家和佛家理论的基础上，日本的本土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后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人在价值与道德方面的基本准则，这便是“武士道”。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的“镰仓幕府”时代。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是，“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的“政治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

在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而“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只论厚黑”。因而，“武士道”在人格形成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

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这与西方“黑暗森林法则”理论如出一辙，也很符合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产生的“厚黑理论”！

日本的“武士道”总结起来就只有八个字，那便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

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为本性的，但就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和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就经历了一次畸变。此后，“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最后成为了明清以后“大日本帝国主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宣传工具”和“思想纲领”。

“武士道”中有一个终结仪式，那边是“切腹”。“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日本人打了败仗时都要剖腹谢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务时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切腹”因极度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这么说：“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以‘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和篡改，因为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的“武士道”却是以“为主君必须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却被滥用，因为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人民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培养了一大批不怕死、勇于为国家、战争献身的士兵。而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不怕死的士兵，比如“神风敢死队”敢开飞机去撞美军航母，“关东军”敢用军刀去劈砍苏军坦克。

在另一方面，“武士道”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种自虐型文化也同样深刻影响着日本人。

在西方，由于受到“一神教”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人一出生便是有罪的，而这种罪只有自身信仰“上帝”或“真神”（安拉）才能得到化解。所以，西方人一般不会顾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当自己违背了“上帝”或“真神”制定的规则时，只要自己认罪并向至高无上的神灵真心忏悔，那自己就可以获得解脱。

相对于西方人靠内心的宗教信仰来约束自己行为的原则，日本则完全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自身定位，因为在日本，人们普遍都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行为能够被他人所接受。

普通日本人大多会为别人给予了自己“好评”而倍觉欣慰，也为他人给出的“坏评”或“差评”而感到羞耻。

由于日本人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因此，在西方人眼里，原本应该是犯罪的行为，但日本人却感觉不到罪恶感，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而唯恐自己的罪错被他人知道，那样才会感到被讥笑，感到耻辱和不安。”这其实是“武士道精神”蜕变成了“变态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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